■ 韓非與法治

□ 夏海

(資料圖)

韓非在繼承和總結先秦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礎上,以法為核心建構了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韓非之法具有現代法律的基本特征,是一種“編著之圖籍”的法律條文、“設之于官府”的統治工具和“布之于百姓”的行為規范,“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

韓非之法主要調節官與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意思是,糾正上面的過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亂而判斷繆誤,削除多余而糾正錯誤,統一人們的行為使合乎規范,沒有比法更好的了。

法治是韓非思想的核心,他認為法是國家治理的唯一手段,“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在韓非看來,只要有了法,就有了規矩。有了規矩,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國家,“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反之,即使堯這樣的圣君也難以治理國家。

有了法,就能老有所養,幼有所長,邊境安寧,消除天下的災禍。有了法,國家就能強大,沒有法,國家只會衰弱。國家沒有永遠強大的,也沒有永遠弱小的。國家的強大與弱小取決于對待法的態度和強度。實行法治者必強,放棄法治者必弱。

韓非充分論證了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法治是歷史進化的必然要求。韓非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等不同發展階段,認為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政治社會問題,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治國原則。

“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力氣。”上古之所以能夠實行德治,是因為上古財物多而人口少,人與人之間不會因為財物而爭斗,“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人口眾多而財物缺少的時期,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爭斗,只能實行法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韓非認為,上古能夠實行德治,還因為當官從政是件苦差事,即使九五至尊,也沒有什么吸引力。“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茅茨意指茅草蓋的房子,糲粢指粗劣的食物,鹿裘指質量差的獸皮衣服,葛衣指用葛的纖維做的粗布衣,一言以蔽之,君主的生活水平低劣。

大禹稱王天下,辛苦異常,累得大腿沒有肌肉,小腿沒有汗毛,甚至不如當今的奴隸勞役,所謂“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當為官從政能帶來諸多好處時,即使“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韓非得出結論,不能沿襲上古的德治,只能實行法治,“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圣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法治是人性好惡的邏輯結論。韓非沒有用善惡作為分析框架定義人性,不能說明韓非不是性惡論者,只能說明韓非對道德問題沒有興趣。善惡屬于道德范疇,無論言性善,還是道性惡,都以致力于人的道德之境為目的,表現出強烈的淑世熱忱和終極情懷。

韓非是經驗主義者,只會從現實理解人性,看到的只有人的欲望,滿足欲望即為有利,不能滿足欲望即為有害,所以人性就是好利惡害、趨利避害。人的欲望不外乎求生之欲、口腹耳目之欲和財貨權位之欲,好利惡害就是好生存和物質享受之利,惡死亡和身體痛苦之害,“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

荀子從道德的高度看待人性,雖然提出了人性惡的觀點,卻認為人性可以化性起偽,去惡向善,“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韓非從經驗的角度分析人性,雖然沒有得出人性惡的結論,卻否認了人性去惡向善的可能。

道德高度看待人性,是有是非標準和價值判斷的,而經驗角度分析人性,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荀子的人性論尚存有人間的溫情,韓非的人性論毫不遮掩人世間的丑陋,推向了性惡論的極端。

在韓非看來,人與人之間是純粹的利害關系,整個社會和國家也是一個以利害關系為鏈條而運轉的復雜機器。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不是要改變人性,而是要充分利用人的好利惡害之性,從而邏輯地推出了以法治國的結論,“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韓非的法治理論顯然與現代法治理論不同,其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賞罰是法治的關鍵因素,也是君主治國的權柄和主要手段,“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

君主運用好賞罰手段,要賞賢罰暴,而不能賞暴罰賢,“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

運用好賞罰手段,要無懼百姓的不滿和議論,“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意思是,君主運用權柄,管教嚴厲,臣民雖有抵觸情緒,也不敢違背;貶斥和贊美一樣依法實施,臣民就不會議論紛紛。

運用好賞罰手段,要優厚獎賞和加重懲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運用好賞罰手段,要做到君主獨斷,臣下忠誠,“一行其法,禁誅于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意思是,堅定明確地執行法制,禁止臣下私行懲罰,不讓他們破壞賞功罰罪的制度。獎賞誰,懲罰誰,君主一定要知道,知道這些,治國之道就完備了。

法治是殘酷現實的經驗升華。春秋戰國時期,群雄逐鹿,一些大國變小了,一些小國變大了;一些強國變弱了,一些弱國變強了;一些國家滅亡了,一些國家卻不斷成長壯大。韓非總結春秋戰國諸侯們你方鳴罷我登場的歷史現實,認為國家強弱、治亂、存亡的關鍵在于能否以法治國。

以法治國者強,無法治國者亂。楚莊王,齊桓公以法治國,“則荊、齊可以霸”;燕昭王、魏安釐王以法治國,“則燕、魏可以強”。楚、齊、燕、魏后來亡國,在于繼任者沒有以法治國,“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韓非進一步總結認為,能否以法治國的關鍵在于君主,楚國有楚悼王,就能重用吳起變法;沒有楚悼王,吳起就被處肢解的酷刑,“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于楚”。秦國有秦孝公,就能重用商鞅變法;沒有秦孝公,商鞅則被五馬分尸,“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于秦”。

韓非感慨,沒有楚悼王和秦孝公,法家人物不敢冒吳起、商鞅的危險,也得不到重用,致使社會動亂不已,“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之所以亂無霸王也”。

韓非指出,君主只要任用法家人物,國家就一定能夠得到治理,“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后矣”。意思是,懂得法術的人擔任大臣,是能夠進獻法術的主張,對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對下制服群臣,以便崇尊君主而安定國家的人。所以法術的主張能夠進獻于前,而賞罰也一定使用于后。任用法家人物,也是齊桓公稱霸、秦國強盛的原因,“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作者系國學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