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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速訊：立國建制，朱元璋有一套                        
                            
                        
      							
                            發布時間：2022-08-12 17:43:29					
                            文章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品讀寄簃公清代法學家、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對朱元璋立國建制時期的刑制予以很高評價。他認為，朱元璋選擇推行合乎中庸之道的典章、制度，成                        
      

						
						
      
            				
      ■ 品讀寄簃公
      清代法學家、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對朱元璋立國建制時期的刑制予以很高評價。他認為，朱元璋選擇推行合乎中庸之道的典章、制度，成為后世的典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 沈厚鐸
      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明稱帝，建元洪武（公元1368年至1398年），設都南京。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奪位稱帝，即明成祖。朱棣于1421年正月，正式遷都北京。明代傳十六帝，于1644年覆滅，延續了276年。
      清代法學家、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對朱元璋立國建制時期的刑制予以很高評價。他說：“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后世，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他認為，朱元璋選擇推行合乎中庸之道的典章、制度，成為后世的典范。
      在《歷代刑法考·刑制總考四》中，沈家本對有明一代的刑制考證，也給予了較大篇幅。
      明代同樣執行了傳統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但處罰相對較輕。如笞刑分為五等，最重的是“五十”且只“贖銅錢三貫”，比遼、金減輕許多，杖刑最多也只有杖一百。
      明代也實行了殘酷的凌遲之刑，“凌遲，明律凌遲凡十三條”。沈家本認為：“凌遲之法不列五刑，明律中為大逆、惡逆、不道等項，所犯非常，故以非常之法處之。”因是“非常之法”，故不能因此認為刑制殘酷。
      《歷代刑法考·刑制總考四》對明代五行之外的諸種刑罰（即雜犯，指古代各類傳統罪名以外的其他罪名）作了考查：“雜犯斬、絞準徒五年。《明律》雜犯斬凡四條，雜犯絞凡九條。諸家舊說云：但有死罪之名而無死罪之實，以其罪難免而情可矜，故準徒五年以貸之，雖貸其死而不易其名，所以示戒也。又云：竊盜滿數是真絞；監守，常人滿數是雜犯。推立法之意，不欲因盜錢糧官物而即殺之也。”對此，沈家本指出：“此明制之寬于唐律者。”
      而對于“雜犯流總徒四年”，沈家本說：“此蓋從雜犯斬絞遞減之。”這是強調，此規定是“遞減”而來的。總之，關于“雜犯”的兩條文獻，可以說明明律之寬限。
      當然，明代確實也實施了峻酷之刑：“族誅梟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或去膝蓋。刴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游歷、免死發廣西拏象、人口遷化外、全家抄沒、鐲腳、本部書寫。”
      拏象，即捕象。明初，廣西都指揮使設馴象衛所，專事捕象、馴象，組設象軍以對滇緬作戰。“免死發廣西拿象”即免除死罪，流放充軍至廣西捕象。此外還有遷至邊遠地帶、腳戴鐐銬、留在本部載罪充書吏等懲罰。
      沈家本指出：“以上各項皆洪武時峻法也，見《大誥》（明太祖《御制大誥》）。迨洪武三十年以后，太祖亦悟嚴刑之不足以化民，此等峻法不復用矣。”他特別強調，記錄這些不常用的重刑，就是為了證明重刑是無效的，并以此提醒人們，治理國家應該研究“重刑之無效”的原委。
      關于刺字之刑，《大明律》中有“監守、常人盜搶奪竊盜并刺字”的規定。《歷代刑法考·刑制總考四》摘錄了洪武三十年（公元1380年）《御制大明律序》中的一段文字：“合黥刺者，除黨逆家屬并律該載外，其余有犯俱不黥刺。”沈家本按曰：“觀此序文，可見太祖于刺字一事亦不輕用。”
      《明史》記錄了明代幾起“夷三族”的重大案件。其中，就有著名的方孝孺案。
      方孝孺，浙江寧海人，明朝文學家、思想家。他因不肯為發動“靖難之役”取得皇位的朱棣擬寫即位詔書，被凌遲處死，并被誅滅十族。據記載：“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后坐誅者數百人。”
      南明時期，方孝孺被追謚“文正”。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也間接地贊揚了方孝孺的“硬氣”。
      《歷代刑法考·刑制總考四》引述了《通鑒輯覽注》的文獻：《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朱棣）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采其說，改作“文皇（明成祖朱棣旳謚號）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并坐，然后詔磔孝孺于市。
      又引《明史·刑法志》：“洪武元年（1368年）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卻其奏不行。”這些史料證明，夷三族、連坐之刑確非朱元璋時事。
      沈家本按語說：“靖難時，族誅之臣齊、黃諸人外，有練子寧、巨敬、景清、高翔、王度、葛誠、盧振、葉惠仲，皆見本傳。《孝孺傳》但言‘宗族親友坐誅者數百人’，而不采九族十族之說，以舊說未足盡信也。”
      但朱元璋并非沒有用過株連之刑。沈家本引用《明史·藍玉傳》等歷史文獻，對于“胡、藍二獄”作了介紹和點評。
      胡即胡惟庸，明朝開國功臣，最后一任中書省丞相。因被疑叛亂，被朱元璋處死。藍則是指藍玉，明朝開國名將，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謀反罪被殺，牽連致死者眾多，史稱“藍玉案”。
      不過，對明代族誅之刑的施用，沈家本評論說：“族誅既非常刑，夷三族尤為罕見。成祖之屠戮忠良，淫刑以威，罪無可逭（音同‘換’，逃避之意）矣。太祖雖嘗卻夏恕之奏，而胡、藍二獄，作法于涼，豈非厲之階哉？”
      其中，“作法于涼”出自《左傳·昭公四年》，原指在物質單薄的基礎上制定法令，后泛指創制某種事物所依據的基礎薄弱。人們多用來形容立法尚不完善。
      而“厲之階”，意思是禍害的階梯，即“禍事接踵而來”。《詩經·大雅·瞻仰》中，有“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的詩句。
      由此，沈家本認為，“胡、藍二獄”是在明代初期，法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朱元璋受了他人挑撥而實施的酷刑。很明顯，沈家本認為朱元璋還是主張寬猛相輔的。
      （作者系沈家本四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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