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欺凌的認定是相應事件處置程序的開端，是事件后續能否得到妥善處理的關鍵

在實踐中，經常出現家長認為孩子受到欺凌，而學校認為不是欺凌的情況，那么，如何認定欺凌，如何解決欺凌引發的學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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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記者 鄭超

曾有某縣教育局新上任的副局長向于旭坤訴苦：“本來覺得這個職位是一個好差事，上任以后發現并非如此。工作量大，壓力也大，夜里都睡不好覺，就怕突然有學校來電話，說發生了學生安全或者學生欺凌問題……”

于旭坤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在未成年人法律保護、解決涉及學校的法律糾紛方面有多年的實踐經驗。

在于旭坤看來，上述副局長的感受也從側面說明：目前學校對于未成年人保護、校園欺凌事件是高度重視的。

公益“護苗人”

2021年6月1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增加、完善了多項規定，在原先的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的基礎上，新增了網絡保護和政府保護，確立了“六位一體”的未成年人保護大格局。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于1999年成立，是全國第一家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其創始人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曾擔任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工作顧問、專家建議稿起草人。

與佟麗華一道，于旭坤也見證了中國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改革發展的過程。

于旭坤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這支公益“護苗人”團隊配備完善，由律師、有專業社工背景、心理背景和有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員組成。

除了提供法律咨詢幫助外，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權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該中心還將及時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未成年人依法維權。此外，中心還聯合北京中致兒童關愛基金會對那些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短期生活面臨嚴重困難的未成年人提供小額愛心資金幫助。

截至2022年8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已經為5萬余人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服務，辦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500余件，為近1800名權益受到侵害、家庭貧困卻無法得到賠償的未成年人提供“小額愛心”資助276余萬元。

達到什么程度才算欺凌

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聳人聽聞的校園欺凌事件不時以圖片或視頻形式在網上被曝出，這些事件的發生刺痛著公眾的神經，隱秘角落里的“惡”令人憤慨。

然而，并非所有校園欺凌都非常激烈。有法治副校長坦言，在實際工作中，由于青少年之間經常產生細微矛盾沖突，這種沖突達到什么程度才算欺凌，仍然很難進行核定。在肢體欺凌、語言欺凌、關系欺凌（亦稱社交欺凌）和網絡欺凌等形式中，最難界定、也最容易被忽視的是關系欺凌。比如，集體孤立一名同學，許多參與者僅是跟風，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屬于校園欺凌，被孤立的學生也可能因為羞恥感而不愿發聲。

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將校園欺凌定義為“學生欺凌”，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

學生欺凌的認定是相應事件處置程序的開端，是事件后續能否得到妥善處理的關鍵。

在實踐中，于旭坤多次遇到過家長認為孩子受到欺凌，而學校認為不是欺凌的情況。如何認定欺凌，如何解決欺凌引發的學生問題？

于旭坤認為，在遇到這些問題時，學校需要社會組織的專業支持。實踐中，她發現，在處理學生欺凌問題上，一些家長、學校迫切希望有專業組織告訴他們該怎么處理，要不要認定欺凌，以及需要哪些證據證明等。此時，作為專業組織，接到類似咨詢后，工作人員會幫他們從頭進行梳理。

圖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向權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小額愛心”資助。 受訪者供圖

值得一提的是，現實中，涉及欺凌的一方在主觀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蓄意是比較難認定的。于旭坤舉例說，常見的語言欺凌的表現形式有給同學起外號和挖苦等。而同樣是起外號，如果發生在好朋友之間，彼此覺得這個稱呼可愛，就是友好的、在開玩笑。但如果一方帶著惡意對別人進行侮辱，造成被起外號的孩子出現身體、精神狀態不好的情形，那就有可能構成學生欺凌。

于旭坤認為，遵循及時、妥善原則對處理校園欺凌問題十分關鍵。老師、家長要有敏感性，發現學生欺凌要及時處理，不要等問題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時才介入，避免對孩子造成更大傷害。

她介紹，很多案件在中心幫助下，在學校和老師家長的共同努力之下解決得非常好，相關案例也很多，但有時，中心也會遇到一些難題。

于旭坤遇到過一些“過于較真兒”的家長。她記得，一位家長電話咨詢持續了4個小時，之后又來到中心與工作人員面對面溝通了大半天時間。她說，“這位家長過于追究事實情況，我們看到他的材料，發現他把整個事件像寫劇本一樣記錄了下來，幾月幾日發生了什么事，每一個人物說了什么話……但這些并不能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證據，很多內容是他本人情緒的表達和宣泄，我們當然會幫他梳理證據，支持并指導他做理性維權，但我們認為家長沒有必要過于糾結一些具體細節”。

于旭坤解釋，中心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讓孩子能夠健康快樂成長，但有時候卻因為家長的原因導致孩子的問題越來越復雜。事件發生后，孩子可能都不敢在學校待了，在班里也沒有朋友了，這對孩子并不好。因此，還是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來處理。

此外，她補充，有些行為雖然不能被認定為欺凌，但是一人對他人造成了傷害，該道歉就得道歉，該賠償損失就得賠償損失，不能因為“我的行為不屬于學生欺凌”，就不承擔任何責任。

“以法律專業為背景的未保類社會組織還比較少”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工作人員每天要處理大量咨詢。

于旭坤介紹，法律咨詢并不是簡單的“協商不成就起訴”，能夠真正解答、解決未成年人的實際問題，才是專業社會組織應該發揮的作用，這也是每個團隊成員之間的共識。

為了更好地支持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的專業能力建設，讓更多的未成年人受益，今年9月，在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青少年網絡保護論壇上，“益童守護計劃——兒童保護類社會組織培育項目”（以下簡稱“益童守護計劃”）正式啟動。實際上，啟動儀式前，“益童守護計劃”已有序開展4個多月。

項目計劃用3年時間，通過專題培訓、業務指導、經費支持等方式，培育一批示范性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探索“法律援助+心理咨詢+專業社工”相結合的“未保新模式”，為青少年成長提供全方位支持。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還對外發布了“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支持項目”招募公告，在全國多個省市內遴選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進行培育。

在資格審查階段，秘書組經過兩輪篩選，排除了一些不符合遴選條件的社會組織。在排除的這些未保類社會組織中，有的機構性質為基金會、社團，不是項目要求的社會服務機構；有的成立時間不足一年，同時又沒有體現主要負責人在未成年人保護領域連續工作5年以上的情況；有的雖然有較好的工作基礎，但不在省會城市或者較大城市，不能滿足在較大地域內發揮示范作用的要求。

經過一系列緊張有序的工作，在綜合考慮社會組織的成立時間、專業特長、人員規模、專職人員配備、業界影響、項目計劃的可行性等情況后，遴選小組最終確定了8家未保類社會組織入選“未成年人保護類社會組織支持項目”。加上首批入選的北京、貴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蘇6個省市的社會組織，截至目前，已經有14家社會組織入選。

項目啟動至今8個月左右的時間里，項目網絡內的社會組織已通過抖音等渠道承接咨詢約1700余件，受理案件300余件，還通過校園開展普法活動200余場，普法短視頻累計獲得超過700萬人次的觀看。

于旭坤介紹，該項目重點培養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急需的未保專業律師，同時積極推動心理、社工等方面的人才共同為未成年人提供綜合專業服務。

她補充，此次報名的社會組織很多具有社工、心理等專業背景，而以法律專業為背景的未保類社會組織還比較少，有的組織難以為本項目配備專職律師等專業人才，尚需進一步強化工作力量。雖然一些社會組織未能入選本項目，但是他們已經開展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同樣令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