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沿話題

□ 陳瑞華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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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過企業還是放過責任人

2020年3月，我國檢察機關開始進行涉案企業合規不起訴的改革探索。為避免與現行法律規定發生沖突，檢察機關最初將改革試點的對象限定為輕微單位涉罪案件。

但是，隨著改革試點范圍的逐漸擴大，一些涉嫌實施重大犯罪的大型企業逐漸被納入改革者的視野。對于這種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重大單位涉罪案件，檢察機關再采取“雙重不起訴”的處理方式，就將面臨重大的法律障礙。

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在對重大單位涉罪案件進行處理時，應當遵循社會公共利益衡量的基本理念，將單位犯罪的有效治理作為程序選擇和實體處理的主要目標。在對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確屬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應站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給予涉案企業針對犯罪原因采取制度補救的機會，促使其通過修復法益和預防犯罪來換取程序出罪的決定。作為一種為重大單位涉罪案件分案處理提供正當根據的理論，有效單位犯罪治理理論有別于傳統的以自然人犯罪為基礎的理論，具有四個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不再固守傳統的單位犯罪理論，不再將單位責任與個人責任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對單位責任與個人責任加以區別對待，重視單位因未盡管理義務所承擔的失職責任；二是不再固守所謂的“雙罰制”，而是對單位和個人的定罪附隨后果作出全面平衡，避免企業因被定罪所帶來的資格剝奪等災難性后果，防止各方利益受到損失；三是不再過分強調罪責刑相統一的理念，而是對那些采取補救挽損和修復法益措施的涉案企業，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的程序，使其獲得程序出罪的機會；四是不再強調對涉案企業通過刑事處罰來發揮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功能，而是通過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制度隱患，改變企業治理結構，實現企業的“自我監管”，有效地發揮預防單位再次犯罪的效果。

單位與個人的責任分離

在檢察機關主導的合規不起訴改革探索中，針對重大單位涉罪案件的合規考察問題，出現了將單位與責任人員進行分案處理的改革探索。

按照單位獨立人格理論，涉案企業實施有效的合規計劃，在有效治理犯罪方面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本著“向前看”的態度，涉案企業通過實施合規管理體系，發布有針對性的合規政策、標準和程序，建立并強化合規管理組織，有效防范、監控和應對可能發生的合規風險和違規事件，這不僅可以體現企業自身放棄追求、放任犯罪結果發生的意志，而且可以堵塞管理漏洞，消除了再次發生犯罪的隱患，盡到了對高級管理人員、員工乃至第三方商業伙伴的合規管理義務，避免承擔失職責任。不僅如此，涉案企業通過改變治理結構和管理方式，實現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去犯罪化”，消除了導致犯罪發生的內生性原因，實現了有效預防犯罪的效果。這是對企業采取“程序出罪”的基本根據。

在對涉案企業采取合規出罪措施的同時，為什么要對責任人員采取單獨起訴的處理方式呢？那些對單位犯罪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因為在單位犯罪過程中發揮了組織、策劃、指使、實施、輔助等方面的作用，因此要承擔獨立的刑事責任。除非他們具有法定的或者酌定的從寬處理情節，否則司法機關不可能對其作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的決定。而涉案企業采取合規整改措施，實施有效的合規計劃，這與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一般沒有直接的關系，更不應成為對這些責任人員予以寬大處理的直接依據。畢竟，企業建立有效的合規計劃，既不能說明責任人員在主觀上不再具有追求、放任犯罪結果的意志，也不能證明責任人員具有矯正行為模式、預防再次發生犯罪的實際表現，因此，企業合規整改成功不能成為對責任人員“程序出罪”的依據。

企業定罪附隨后果的規避

通常情況下，單位一旦被作出有罪判決，無論是受到“正式行政處罰”，還是受到“非正式制裁”，都將被國家機關或者社會公共管理組織限制或者剝奪各種市場準入資格，使其在采購、業務、進出口、參與招投標、上市、貸款、獲得特許經營權等方面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最嚴重的甚至面臨停產停業、破產倒閉的命運。因此，在被定罪之后，相對于所受到的罰金處罰而言，單位所受到的上述附隨后果，才對其構成致命的打擊，使其承受災難性的后果。而這些打擊和后果最終都程度不同地造成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

首先，定罪的附隨后果嚴重損害了單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涉案單位一旦被定罪，就將面臨失去經營資格的局面，由此造成投資人無法得到投資回報，員工面臨下崗失業的命運，退休員工賴以生存的退休金都難以領取。不僅如此，諸多企業一旦被認定有罪，還有可能使客戶的業務受到損害，使得上游的供應商、中游的代理商以及下游的分銷商、承包商等失去商業機會，使眾多的第三方商業伙伴的利益受到損害。除此以外，作為涉案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銀行在內的債權人，將面臨貸款無法收回甚至形成高額呆賬壞賬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涉案企業的規模越大，經營范圍越廣，被定罪后給利益相關者造成的危害后果就越加嚴重。

其次，定罪的附隨后果造成當地政府的利益受到侵害。在中國特有的國情下，地方政府的政績與當地經濟發展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而企業所創造的就業、納稅、高科技產業、進出口業務、商業品牌等，又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一個在當地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企業，一旦被作出生效有罪判決，并被剝奪在市場準入的資格，就有可能出現大量員工失業，退休人員生活難以為繼，處在上、中、下游產業鏈上的商業伙伴受到損失，而這些都有可能釀成社會群體事件，影響社會的穩定，對政府造成程度不同的沖擊和影響。與此同時，企業一旦被定罪，還有可能無法獲得貸款，被剝奪參與招投標資格，失去上市資格或者不得不被強行退市，一個充滿活力的高科技企業停產停業，當地失去一個知名的商業品牌。這些都有可能影響當地政府的稅收收入，對當地的經濟指標造成負面影響。由此不難理解，在合規不起訴改革過程中，各地政府為什么積極參與這一改革，并積極爭取將一些重要涉案企業納入合規考察的范圍。在這些現象的背后，其實存在著政府挽救公共利益這一重要衡量因素。

最后，定罪的附隨后果可能造成國家利益的損害。在一些高新科技產業領域，我國一些企業掌握了先進的技術和工藝，在國際市場中形成了具有價格優勢和技術優勢的商業品牌，打破了歐美國家的技術壟斷，獲得了一定范圍的海外市場，為國家帶來了高額的外匯收入。這類企業一旦被作出生效有罪判決，就有可能因為戴上“犯罪企業”的標簽，無法獲得“無犯罪記錄證明”，而失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資格。這等同于我們“自斷臂膀”，嚴厲打擊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中國企業，為外國企業重新占據市場優勢地位甚至壟斷經營創造條件，從而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當定罪危及國家利益的時候，檢察機關就不能再固守機械的法制主義思維，不能為辦理一個案件，而搞垮一個企業甚至一個民族產業。

正是考慮到對一個企業定罪會帶來一系列帶有資格剝奪性質的附隨后果，并給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當地政府的利益乃至國家利益造成如此嚴重的影響，檢察機關才作出通過合規整改“放過涉案企業”的改革努力。在重大單位涉罪案件中實行分案處理的方式，對涉案單位采取合規整改措施，作出附條件的不起訴決定，而對直接責任人員提起公訴，這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利益相關者、當地政府和國家的利益損失，有助于對涉案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犯罪治理，發現導致單位犯罪發生的內在結構性成因，防止單位犯罪的再次發生。